4月10日，京湘兩地政協通過遠程連線的方式，召開委員共話政協工作提質增效的交流活動。北京市政協委員、龍信數據公司創始人、龍信數據研究院院長屈慶超在一分鐘短視頻中建言，應充分運用大數據助力政協工作提質增效。
他說：“數據科學是大數據時代的新科學範式，我們要意識到大數據的重要意義和巨大價值，轉變傳統的思維模式和決策方式，樹立大數據思維。建言資政的前提是要有客觀、詳實、準确的深入調研，借助大數據可以更深入地洞察社情民意，了解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和趨勢。政府施政效果的評估也需要有詳實的數據支撐，這樣才能進一步提高政協民主監督的實效，提升民主監督的能力。”
作為國内大數據研究和應用的知名專家，屈慶超也是市政協委員和中央統戰部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專家組成員，他一直緻力于運用大數據發現事物背後的客觀規律，并積極探索運用大數據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助力扶貧攻堅、服務市場監管、加強金融風險防範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等，為國家和首都發展建言獻策。
真知 灼見 實幹
屈慶超長期專注于數據科學與經濟學的交叉研究。他在大數據行業内率先提出了“數據産業”“數據政府”“數據融合”等重要概念，并最先運用大數據融合AI技術，開展對創新創業指數、産業發展與轉型、經濟趨勢預測、經濟政策評估等一系列的探索與研究。
在與屈慶超的交流過程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他近乎本能的對事物本質和規律的追求。他常提到一句話“我們都在用自己有限的認知，來理解無限的世界”。他辦公室的牆壁上挂着“數道”二字，用他的話解釋，就是以數識道，運用數據揭示規律，這也是他探索真知的興趣和追求。
人類認識世界的範式經曆了從經驗科學、理論科學到計算科學，現在又走進了數據科學。數據科學作為一種新的科學範式，大數據拓寬了人類對世界認知的邊界，也成為了屈慶超觀察了解世界的“顯微鏡”和“望遠鏡”。
屈慶超的大數據之旅正式起航于2010年創辦龍信數據。談到創立企業的初衷，他說：“我創業的目标不僅希望要實現商業價值，更要實現社會價值，打造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國‘數據智庫’是我的夢想。”“社會最大的成本是決策成本，我們運用大數據首先要為政府賦能，服務政府的決策和管理，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創新政府的治理方式。其次是為商業賦能，創新商業模式，降低商業成本，提高商業經濟效益。”從他的職業轉變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理想的追求。創業期間他一直擔任龍信數據公司總裁兼首席數據分析師，2018年龍信數據研究院設立，他辭去公司總裁，全職擔任龍信數據研究院院長，他說“學習是我最大的興趣，院長比總裁更适合我”。
在他看來，建設一個新型智庫——“數據智庫”，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仰望星空”是因為知識就像星空一樣浩瀚無垠，作為智庫組織不僅要有知識的寬度，更要有領域知識的深度，這樣才有可能提出具有價值的獨道見解，即“有真知才能有灼見”。智庫不僅要建立自己的知識工程體系，也要促進政、産、學、研的深度融合，形成網絡化的新型研發組織模式，打破政、産、學、研之間的知識和信息鴻溝，促進知識的交叉與共享，進而提高對問題研究的深入性和系統性。“腳踏實地” 就是要實幹，要有深入的調查研究，有足夠的數據和信息支撐。
屈慶超帶領團隊一步一個台階，通過采集全量市場主體的信息，基于企業的基本信息、族譜信息、經營信息、知識産權信息、互聯網輿情信息等數據，勾畫出完整的“企業全景畫像”，形成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數據庫。“企業作為宏觀經濟的微觀主體，可以反映中觀産業的發展動态，進而反映區域經濟的發展情況。用多維海量的數據去構建市場模型，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發展、演化、趨勢，分析經濟結構的演變。”如今，他帶領團隊建立的企業大數據平台，彙集了近4000萬家在營企業的信息，可以很方便地分析某個區域的産業發展情況和産業空間布局情況。
在這些數據和技術的基礎上，屈慶超帶領團隊參與了一系列國家重大戰略和北京市重點工作，在“實幹”當中實踐了“數據智庫”的初心——通過大數據獲取“真知”，通過“真知”貢獻“灼見”，實現“用數據為政府賦能”。
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一項重大國家戰略，産業協同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其發展進度如何？屈慶超運用大數據的方法展開了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研究。他帶領龍信數據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聯合成立了京津冀大數據研究中心，連續多年參與了《京津冀藍皮書》編制和發布工作。2018年1月底，在市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上，屈慶超做了《充分發揮大數據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的大會發言并提交了書面建議，提出了建立基于IBG數據融合(I互聯網+B企業+G政府的數據融合)的京津冀大數據體系的設想；提出圍繞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的要求，利用信令數據、稅收數據、就業數據等在重點領域進行應用的建議；提出運用大數據監測京津冀産業協同進程、引導企業有序疏解和産業合理布局、促進京津冀社會協同共治等建議。
助力扶貧攻堅，大數據還是優化和提升政府扶貧治理能力的重要幫手。2017年，屈慶超參與建設了河南省财政廳“扶貧資金動态監控系統”，對扶貧資金實施精準監控、智慧監控、數字監控。該系統構建了完整的全省财政收支、部門運轉、項目執行畫像，在全國首次實現省市縣三級縱向貫通。2018年5月，财政部胡靜林部長帶隊，組織全國28個省赴河南專題學習扶貧資金動态監控系統建設經驗。
服務市場監管，針對市場監管“既要放得開，又能管得住”、“把握市場與監管之間的平衡”這個問題，屈慶超參與建設了“智慧監管風險洞察平台”(簡稱“風洞平台”)。該平台于2018年年初在北京推出，成為全國首個利用大數據開展事中事後監管的省級試點。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北京市市長陳吉甯等領導先後調研考察了“風洞平台”，并給予了高度認可。同年8月在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部分地方優化營商環境典型做法的通報》中，“風洞平台”成為唯一一個獲得國務院辦公廳認可和通報的大數據監管平台。在2019年1月北京兩會期間，市場監管“風險洞察平台”作為典型經驗在全國推廣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屈慶超還帶領團隊運用大數據服務于雙創戰略、營商環境建設等國家戰略。例如，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編制了“朗潤龍信創新指數”，綜合評價中國省市縣地區的創新創業績效；協助國家工商總局(現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推進商事制度改革，研究并撰寫了商事制度改革評估報告；2017年邀請世界銀行專家來中國發布《營商環境報告》；2018年與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聯合編寫《中國國家級新區營商環境報告2018》《東北主要城市營商環境評估報告2018》；協助相關政府部門加強金融監管，防範信用風險等。
履職，更要延伸履職
屈慶超是無黨派人士，2019年2月18日，中央統戰部在京召開了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專家組聘任會，屈慶超再次被聘任為專家組成員，這已經是他在專家組的第5個年頭。屈慶超介紹，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專家組每年圍繞國家領導關心、社會關注、并結合自身擅長領域，針對調研重點赴不同省份開展調查研究。例如，貴州發展大數據産業，專家院士團到貴州“智力扶貧”，期間屈慶超前往貴州大學和當地政府進行大數據講座，為貴州大數據産業發展建言獻策，并為當地政府捐贈了“大數據分析平台”。每半年,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專家組還要參加中央領導經濟形勢分析座談，交流經濟形勢。
自十八大以來，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專家組46篇成果專報黨中央，44篇得到中央領導同志批示，部分建議被吸收采納進有關政策文件。這其中就包括屈慶超的“實現國家大數據戰略關鍵是數據融合”、“宏觀經濟預測”、“商事制度改革效果評估”等建言獻策成果。同時，他的《基于大數據的商事制度改革效果分析》、《大數據模型顯示我國宏觀經濟走勢将企穩》等建議在中央統戰部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小組獲得優秀成果獎。
“作為一個創業者，我更願意像學者一樣去思考問題，作為一個熱愛研究的觀察者，我更願意從創業實踐中去領悟市場的内在規律。在企業和學術之間，我有幸又進入了政協，加深了對政府的了解。”談到政協委員的身份，屈慶超說：“政協是個學習的大平台，政協的履職經曆，不僅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和啟發，而且使我充分認識到，幫忙不添亂，用心做好本職工作是政協委員最好的履職，我也一直積極探索和實踐将政協履職延伸至大數據工作領域。”
屈慶超認為，對于履職，不了解實情就提不出好的建議，因此必須借助新的技術手段，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調研就是要獲得一手數據、更全面詳實的數據、更及時準确的數據，這是調研的基礎，用數據思維去畫像。”屈慶超舉了個例子：“我們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時，原來是監測不到進展情況的，你不知道企業走沒走，人走沒走，現在我們可以用企業數據跟蹤産業的流動，運用信令數據跟蹤人員的流動”。
對于政協工作的提質增效，屈慶超也有自己的見解：“首先在于委員的意識、站位的提升，要站在全市的角度，要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其次是建言的能力和水平，要能提出一個好問題和建議，提出的問題要準，提出的建議要可轉化為政策可執行；最後一點是延伸履職，隻有延伸履職才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把所學和認知融入到自我工作中，融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樣一條線就貫通了。怎麼看、怎麼幹、怎麼建言，最後延伸履職，這是我在政協工作的一條主線。”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的機制，推進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而運用大數據為國家建言獻策，為領導提供決策支撐，可以說是大數據價值鍊的頂端，也應該是大數據最需要發揮價值的地方。屈慶超正是以自己的實際工作踐行着國家大數據戰略，實踐着“數據智庫”的理念。
